雪龙号在中山站前往长城站的航渡途中，离南极半岛科考作业区还有几天的航程，一面筹划着作业准备，一面忙里偷闲和汤站长唠了半天嗑。

看了我的那篇“给南极越冬综合症开处方”的短文，汤站长对医学专家的观点深有同感，南极越冬综合症的确是个困扰人的问题，虽然中山站32次越冬队在管理上做得较好，也不能说完全避免了这个问题。与中山站毗邻的还有俄罗斯的进步站、印度的Bharti站，还有澳大利亚的戴维斯站。站长们也互相串门聊天，交流管理经验，他们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俄罗斯站长过生日的那天，汤站长带了几个同事去给他贺寿。一见面，只见那位站长一脸阴云，完全看不出生日快乐的样子。原来俄罗斯人有个习俗，在生日Party上每人都要说一句发自内心的话。队员们都说了些啥，让他如此伤感？“你是一个大法官，什么都是你说了算”，A说；“你是一个独裁者，我们都得服从你”，B说；“和你在一起我一点都不快乐”，C说。队员们居然没有一个对他说句好听的，哪怕是起码的祝福都没有，这让站长情何以堪。

虽然队员言辞冒犯，但在服从管理方面并没有出格举动，这是惨痛代价和血的教训换来的。俄罗斯进步站曾发生过好几起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大事故。痛定思痛之余，站长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

印度站长的日子也不太好过。他的部下基本上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的，民主和自由深入骨髓，对于维护个人利益和权益都很有一套，但团队精神与合作意识却没有学好。去年印度站曾发生重大事故，一辆雪地车翻下十几米高的陡崖，车上四人三人逃脱，一人随车坠崖，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尽管站长坚称没有人为过失，但与平时纪律涣散不无关系。

印度站长经常在汤站长面前诉苦，队伍不好带。“如果让你自己挑选队员，你会如何选择”。略加思索后，印度站长说：“队员中应该有25%的人年长并且有极地工作经验，50%的人年长但没有极地工作经验，另外25%年轻且没有极地工作经验”。他进一步解释说，年长者以往的经验是一种财富，在执行任务中他们是中坚力量，但往往会以自我为中心，很难管理；没有极地工作经验的年长者有团队意识，他们以往的工作积累可以弥补极地经验的不足，这类人应该占多数；年轻人工作热情高，体能充沛，可以作为培养对象。

戴维斯站的澳大利亚站长相对潇洒一些。这位72岁的老站长领导戴维斯站已经多年，经验丰富是他的资本，因此行事相当强势。

“你给不同的队员分派不同的工作需要解释吗”？汤站长问。

“不需要解释，那是我的决定”。老站长自信地回答。

“如果你让队员擦地板，是否擦干净了谁说了算？有客观标准吗？”汤站长又问。

“当然我说了算，没有客观标准”。老站长回答说。

“那你回国述职岂不要面对一大堆投诉”？汤站长问。

的确如此，戴维斯站的站长每年向澳大利亚南极事务局述职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要逐项解释这一大堆投诉。由于经验老道，他应对投诉游刃有余。例如，A队员投诉，站长那天分苹果给了B最大的，却给我最小的。解释是：那天是B的生日，所以给了他最大的。至于那天是不是B的生日又有谁会去考证。老站长信心满满的说，只要南极事务局需要，而且我的身体状况允许，这个站长我就会一直当下去。

他的自信显然过了头。前不久戴维斯站也发生了重大事故，损失了一架飞机和一名飞行员，要想推卸管理责任可不像解释投诉那么简单。72岁的老站长正在面临上级的问责。不管调查报告的结论如何，站长应该是当不下去了。

队员们之间，队员和站长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心理专家认为“南极越冬综合症”是重要因素。人在孤独、封闭、缺乏自然光照和户外活动的环境中，性情会有明显改变。在这种极端条件下，一些在常规环境下能够克制的人性弱点变得容易暴露，有些人会情绪激动、易怒。中国站也不例外。以往曾发生过有队员端着一碗热汤从站长头上浇下去的事情。在汤站长任期内虽然没有这种极端行为，但一些矛盾在所难免。

中山站有严格的指定吸烟区，除此以外都是禁烟区。有人在禁烟区吸烟，烟头烧穿了纸杯，还烫焦了桌面，好在桌面是阻燃材料，才没有酿成火灾。当站长追问时，吸烟的队员情绪激动，认为站长小题大做，往年都可以为什么今年就不行？面对坚持原则的站长，面对俄罗斯进步站不久前因吸烟引发火灾导致站毁人亡的事实，当事人在情绪平复后作了深刻检讨和道歉。类似的事情当然不止这一件，在南极漫长冬夜的特殊环境下，如何防止负面因素积累并爆发，对站长的领导能力是个严峻考验。

这些经验也不是一两篇短文就能说清楚的，好在汤站长接受了我的邀请，在我们都回到国内并安排好各自的工作之后，他会去浙江大学、去舟山校区给我们的师生做专题报告，介绍中国的南极事业，也介绍中山站的成功经验。他的报告一定会比我的日记更精彩。

（叶瑛）2016-12-17